搬家行业监管缺失的根源在于权责划分不清。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搬家行业的法律法规，行业监管处于多头管理状态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企业登记和消费纠纷，交通运输部门管理车辆运营资质，住建部门涉及物业服务，公安部门处理治安案件，这种碎片化管理模式导致监管盲区频现。

行业协会自律机制形同虚设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下设的搬家物流分会成立于2012年，但覆盖企业不足行业总量的15%。北京搬家行业协会2021年数据显示，全市1200余家搬家企业中，加入协会的仅87家。行业协会既无执法权又缺乏约束手段，制定的《搬家服务规范》等团体标准执行率不足30%。

价格欺诈成为投诉重灾区。北京市消协2022年数据显示，搬家服务投诉量同比增长43%，其中72%涉及坐地起价。典型手法包括以"车辆限高""家具超重"等理由临时加价，部分企业报价与实际收费差价高达300%。上海市场监管部门2023年查处的"蚂蚁搬家"案中，企业通过拆分项目收费，最终结算金额达到初始报价的4.8倍。

从业人员资质管理缺位。交通运输部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未将搬家工人纳入职业资格管理。抽样调查显示，北京地区搬家工人持证上岗率不足5%，其中具备专业技能证书的仅占2.3%。深圳2021年行业调研数据表明，83%的搬运事故源于操作不规范，但相关责任认定缺乏明确依据。

消费者维权面临举证困境。搬家过程中财物损坏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尚未建立，杭州法院2020-2022年审理的127起搬家纠纷案件中，消费者胜诉率仅31.2%。主要败诉原因包括未签订书面合同（占比64%）、未留存物品清单（占比78%）、缺乏第三方见证（占比92%）。

信用惩戒机制尚未有效建立。国家发改委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显示，截至2023年6月，搬家行业严重失信主体仅录入47家，与实际经营规模严重不符。江苏省开展的跨部门联合惩戒试点中，21家被投诉企业仍有17家正常运营，违法成本过低助长了违规行为。

智能监管技术应用滞后。对比网约车行业，搬家服务线上化率仅为28.6%，且多数平台未实现服务全程可追溯。广州市试点推广的"搬家服务电子合同"系统，签约使用率不足10%，数据孤岛现象导致监管部门难以进行有效行为监测。

部分地方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效。重庆市2022年实施的《搬家服务规范》地方标准，明确要求提供物品明细清单和价格明细表，试点企业投诉量下降37%。杭州市"搬家服务信用评价体系"接入城市大脑平台，实现工商登记、交通运政、消费者投诉等12类数据实时共享。

行业标准化建设亟待加强。现行GB/T 30352-2013《搬家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已实施十年未修订，对互联网搬家等新业态缺乏约束力。对比日本《货物汽车运送事业法》对搬家企业的27项准入要求，我国行业准入门槛明显偏低。

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有待完善。深圳市2023年建立的"搬家服务联合整治专班"，整合市监、交通、公安等6部门力量，三个月内查处违规企业43家。这种模式暴露出执法资源分散、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，需从立法层面明确主导监管部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