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张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北京怀柔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并赔偿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怀柔公路分局经济损失1556万余元，车主父子负连带赔偿责任。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011年7月19日0时许，34岁的张某驾驶一辆重 
　　型半挂牵引车运载沙石料，行驶至怀柔区宝山镇宝山寺白河桥上时，因车辆严重超载110余吨致使该桥梁垮塌。
　　无论是全国性的治超行动，还是严惩因超载致桥梁垮塌的责任人，当然是必要的。但倘若仅将板子打向超载者身上，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可以说，治理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，但是越治越超，这其中固然与“以罚代管”的治理模式有关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连。
　　现在，物流成本“超载”，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得多。曾有统计称：在中国，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.3%左右，而发达国家则是10%左右。
　　显然，塌桥事故频发，主犯实际上是畸高的物流成本。正是物流成本的“超载”，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，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，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“超治越超”的怪圈。
　　国务院从去年6月份起，决定从税收、土地政策、降低过路过桥收费和加大物流业投入等八方面着手，对我国的物流成本进行“治超”。只有重拳才能见成效：对不符合法理的物流制度，比如二级公路收费站，绝不能再设时间表，而应立即取消；有关物流的减税政策尽快出台；同时，对落实政策不力的官员，实行严厉的问责制度。惟此，才能给物流企业减负，也才能遏制我国经济的“超载前行”。